2021第一位宝藏男神，非他莫属！

记者 | 夜奔

十点人物志原创

在和薛兆丰的那场即兴表演赛中，有一分钟，刘擎在台上懵掉了。但也只有一分钟。很快，年轻时候的他好像活过来了，唇枪舌剑，妙语连珠，以至于他“后来看了都不相信这是我”。

也是在这一场表演赛之后，刘擎的状态被激活，逐渐适应了《奇葩说》这个场域。在节目播出后，他成功圈粉，很多年轻人表达了想去学哲学的心愿。

而在关于“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”的辩题中，他的一段发言更是登上了热搜，网友将他称为本季奇葩说之光，《奇葩说》的新男神。

其实，刘擎对舞台并不陌生，早在80年代，他就是一位资深的文艺青年，排话剧、打辩论赛、写诗歌。

此后，虽然走上了哲学研究的学术道路，但他一直关注现实和公共话题，在学术好似离公共生活越来越远的当下，刘擎认为，学术知识尤其是哲学等社会科学应该跟公共生活有一个交流，“我自己愿意做这个桥梁”。

常年的学术训练，和二三十年前的经验结合，让他在《奇葩说》的舞台上逐渐从容。

在《奇葩说》决赛录制的前一天，十点人物志和刘擎教授聊了聊这趟奇妙的旅程，为什么愿意来《奇葩说》，以及996等话题。

以下是刘擎的自述。

为什么参加《奇葩说》？

希望成为学院研究和公共生活交流的桥梁

现在会说哲学象牙塔什么的，但哲学原本不是这样，从哲学起源和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来说，哲学都是非常关注现实，跟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。不光是哲学，社会、人文学科都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。

现在的学术生产、学术研究有一套特定的机制，这个机制主要不是关心问题的现行，而是关心学术界已经有的成果。但这有可能让我们忽视了哲学最根本的关切，是关切人、社会和时代，这个公共性的一面，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被忽视了，或者说被边缘化了。

我认识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叫迈克尔·桑德尔，十多年前我跟他做过一次访谈，他送我一本书，叫《公共哲学》，他说前面加“公共”两个字，本来是多余的，哲学就是对公共生活发言，但由于我们现在变成非常专业化的、有很高门槛的一种哲学叫“专业哲学”，他用“公共哲学”来区别专业哲学。他后来发表的很多书比如《钱不能买什么》等，都是对他所处社会时代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回应。

这种公共哲学的传统，或者说学术走向社会的传统我自己非常认同。

以前我也写一些专业的文章，也参加过一些论坛，面向公众做一些事情，这些影响都不太大。正好遇到了像得到这样的知识传播大众平台，所以就面对公众的问题，做了一个比较 通俗的课程，来回答这些问题。

这个课产生的影响比我想得大，有各行各业的人订阅。马东老师也选了这门课，他特别听到哈贝马斯这一部分，是关于人和人沟通的、怎么样好好说话等内容，他觉得我应该到《奇葩说》来。

整个过程是很奇妙的，马东老师先约我，说有问题要请教。我还以为是他关于课程里面的学习问题要讨论，然后我们就见了一面，结果他们完全没有提课程里的事情，而在谈很多别的事情，比如谈我的经历，过去成长的道路，怎么从理工科转向文科等等。后来我就明白这其实是一次“面试”。

1985年的刘擎

我是蛮喜欢《奇葩说》这个节目的，我以前看过几期，我爱人特别喜欢这个节目，说好多话题其实跟学术有关系。所以我说，马东老师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是非常愿意参与的。

我后来听他们小伙伴说，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潜力的导师人选，他们做了一个评估。后来他们请我到北京再来一次，跟他们的编导团队见面谈选题。

那天人很多，一屋子人，20多个，我去了以后感觉非常好。这个编导团队第一年轻，然后非常活跃，表达非常生动，有想象力、有创造力，当时傅首尔和黄执中也在那里。

而且让我感到挺惊喜的，是大部分是女生。我在80年代跟媒体打过交道，那个时候媒体全是男性，女生大多做做记录，但米未是女生唱主角，我突然感觉中国社会真的是进步了，二三十年的进步是翻天覆地的。

他们在很多问题中表达出来的价值立场，我都蛮认同。谈完选题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好像他们就已经要请我做导师了。

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学术知识、学院的研究跟公共生活应该有一个联系，有一个交流，我自己愿意做这个交流。因缘巧合我做了一门课，马东老师又听了这门课，他觉得《奇葩说》是一个说话的机会，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契合，就有了这些事儿。

录《奇葩说》感受如何？

在《奇葩说》是幸福的体验

我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，上过电视，有媒体活动，也演过话剧，朗诵过诗歌，也得过奖诸如此类，但这些后来被整个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打断了。参加《奇葩说》让我从情绪上感到很好玩，有一点像回到年轻时代做的一些事情一样。

我自己有一点犹豫是，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而且现在媒体很发达，我并不是有把握能够胜任，所以我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。比如说像傅首尔，我们一见如故，她对我特别亲和，也给我很多帮助，她说刘老师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，他们就很鼓励我说没有问题，你是可以的。

这个节目有两面性，一方面它是一个综艺节目，有比赛、有输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输赢本身要包含着知识、思考、论辩，有思辨的成分、知识的成分。

我并不太排斥娱乐，我觉得娱乐不是低级的东西，大众娱乐有的时候可以庸俗化，但《奇葩说》里面基本不是，我认为他们有一些很新奇的东西，我只是感到陌生。

比如他们开始把我的造型搞成花花绿绿那种，我感到压力很大，不太习惯。但后来他们也没有要强行推行这个想法，后来的服装是我们大家商议的，还是偏保守一点，他们还是考虑说让老师自在一点，这很重要。

后来我就穿得相对来说保守一点， 但他们也帮我打破了一些，比如我以前从来不穿牛仔裤，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有点挑战，但还是愉快的。

一开始我在适应，海选阶段我话比较少，我觉得不要没有话找话，不要说新导师来了，一定要找自己的存在感。要言之有物，我自己有话、有感而发的时候再说话。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说得不太好，编导团队会说没有关系。如果说我的表现还不是那么令人失望，整个导师，还有编导团队的鼓励和支持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

以前我从来不化妆，开始化妆有点过敏，眼睛会肿，后来就好一点。但这些都没有问题，过了海选以后，说话就逐渐多了起来。

我在这里面的角色，感觉一直像老师，不像导师，我所有的表达都是自己想讲的。相信什么，认为应该站哪个立场，就站在哪个立场。但这里面也不是那么绝对，因为一个题目可辩，双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可辩的题目都有两面性。

我一般上课是挺受欢迎的，年轻时代做文艺青年、表演这些东西，对上课是有好处的。课堂其实是一个小型剧场，我在《奇葩说》的表现和我在课堂上的表现特别接近，本色表演，我的人设就是我自己。

我有时候不太注意过于通俗化，我会觉得既然我来了，我就要把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的思想层面、观念层面、逻辑层面、哲学层面的那些原理来表达出来。

有些可能听起来不一定容易，但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每个人的言行背后都有一些思维方式、思维框架、理论和理念，只是常常不自知，在讨论中可以获得自觉和反思，这个过程会激发你的学习欲望，我觉得这就很好，起到了知识普及、激发对知识的好奇心、对哲学探索的好奇心的作用。

我看到很多留言，我的助手也会帮我看，很多人说我愿意去学哲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当真，在知识的探索里，一般大家喜欢探索金融知识、科技知识，现在大家也愿意来学习哲学、人文学科的知识，让这个世界多样化一点，不用太务实、太单调了，这是令我欣慰的一个结果。

《奇葩说》播出以后，也有很多人再去选我的课，包括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印了8万本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

本来我的初衷是，做学院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桥梁，让更多的公众特别是年轻朋友们，关注人文学科，来学习哲学，来开始探索。我觉得多多少少起到这样一个作用，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。

整个节目的情况，无论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，还是受众的反馈来说，都远远超出我自己的预料。总的来说，自己的体验还是非常正面的。

《奇葩说》能辩论出真理来吗？

扩大这个空间的可能性

《奇葩说》的辩题有两类，一类非常现实，一类非常有些哲学性，比如脑洞题。妈妈追星那道题我蛮喜欢，开始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会有意思，但是辩手做了很多工作，他们开局出来的论述会启发我去思考更深的东西，包括婚礼当天是否要逃婚、扶弟魔、孩子作业写到半夜是不是该跟老师理论这些问题，都是我挺喜欢的话题。

我当时没有什么准备，也完全没有情绪准备，因为当时还一边在做节目。但薛老师是一个很成熟的导师，而且他用了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进攻策略。

当时大概有一分钟我有点发蒙，然后年轻时的那个自我突然“复活”了，在台上即兴想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回应方式，后来回头看也明白自己怎么能做到，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已经非常学究气了。

年轻的时候我有过演讲辩论的经验，还到过中央电视台，那个时候还是赵忠祥老师主持，这些被遗忘了二三十年的东西，在那一刻突然被激发出来了。然后我逐渐适应了这个舞台。

我之前接受《南方周末》的采访说过，辩论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律师型，目的是为了赢，一种是苏格拉底式，为了寻求真理。像《奇葩说》这种辩论形式比较接近律师型，把所有有利于我的证据强化，突出，把不利于我的证据淡化它、忽视它。

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我为什么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？这样对知识探索有什么好处吗？

我是这样来看的，在最表面形式上，这个节目的基本议程是输赢问题，但它的实质内容，包括观众实时投票、导师评论，导师和辩手的讨论，又有点像大学、研究生研讨班那种开放性的空间。

因为这些题目和律师的诉讼案不一样，律师的案例有一方明显是罪犯，真的是要颠倒黑白才行。但辩论赛的题目，都是可辩论的，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，这是性质的不同。

实际上导师说的话，不是来说服两方辩手，是说给观众听的，在说给观众听的时候，两方观点都出来了。我想做的，就是来扩张这个空间，呈现更开阔的视野，发挥这个空间本来蕴含的可能性。

作为导师，当然可以批评我不同意的那一方观点，但我也可以批评我同意那一方的观点，比如那些地方没有说好。没有谁会把握最后的终极真理，这些辩题本身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我们在争论的过程中，展开各自的理由，就可能走向对知识与思想更深入的探索。

其他几位老师非常厉害，现在的辩题看上去都是日常生活很琐碎的事情，但他们能从这里面挖掘到深一层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本来是我们学者做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的敏感，他们完全具备这种敏感，我也具备这种敏感，但是我不如他们熟练，在一个具体的辩题中，怎么从题目本身引向背后的多种理由和论据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。

什么是40岁成年人的理想主义？

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

有一句话说，40岁的理想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。20岁很坚持很热情，然后坚持了20年到40岁还是初心不改，有这一面的意思，但我还想说的意思是，40岁的理想主义是要有智慧，需要区别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。

有些朋友会说，现在的文化潮流中你去讨论什么都不值得。我作为一个学者参与到公共话题当中，是希望做一个桥梁，有一些做得到，有些还是做不到，有很大局限性，这个是当然的。

但至少有一些思维方式是相通的，我们可以从很小的话题，比如从下班要不要回工作短信来讨论，一旦这个原则和背后的知识、推论方式被掌握，它可以被用到更大的议题上。

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这是40岁的理想主义。

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写过一段话：

上帝，请赐予我平静，

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。

给予我勇气，

去改变我能改变的，

赐我智慧，

分辨这两者的区别。

分辨哪些可以改变，哪些不可改变，这些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。有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困境，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判断。

如果你一味很莽撞，一夜之间想改变整个世界，你往往会从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下子变成悲观主义者，这就是为什么20岁的理想主义常常难以持续，你必须要持之不懈去努力，去做一些哪怕是微小的改善都是值得的，有好的机会你可以做重大的推动。

所谓40岁成年人的理想主义需要审慎、有理性，需要智慧，不光需要热诚。

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社交，但经过美国九年的学术训练，我变得很享受安静的生活，并不是特别喜欢热闹，只要有少数朋友在一起讨论就行了。有一些社会影响之后，我自己面临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怎么样做值得做的事情。

我面对的悖论是，如果急着去推动太过深入的知识和思考，可能因为“不接地气”就消失得很快，但完全不去推动，那么介入公共领域的意义究竟何在？这是真正的困境。在这个里面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判断。

走很小的步子，慢慢前行，不要由于公共话题现在非常商业化，自己就随波逐流。这里存在很多诱惑。不能因为到处有邀请，就忘记了自己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。

怎么解决打工人的996难题？

要让坏的选择消失

关于打工人、996的讨论，我的回应是这样：

第一，生产效率、生产经济不是唯一的因素，你要考虑到人在哪里；

第二，在权衡经济效益和人的因素时，比如人的尊严、地位、劳动保护等，这个权衡要有超出单纯经济主义观点的一个视角。

有一种观点会说，如果996，企业竞争力更大以后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大家都会受益，他们认为解决的方法是把蛋糕做大，所有人都得益，而不要老想着分蛋糕，这个在原则上我并不反对，但做大蛋糕需不需要有代价？这个代价应该怎么样来分配？

他们认为你不能既要也要，你不能既要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，又要经济能够得到保障。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。这里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对市场的介入问题。比如说如果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是一个底线，加班也有法律规定，比如每周加班不得超过多少，加班要怎么付加班费等。

如果国家制定了这样一个底线，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个底线之上来操作，仍然是有竞争有活力，但它不会让劳动者处于非常恶劣的状态下。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企业在突破底线，你突破了底线，我不突破底线，我的竞争优势就丧失了，所以大家就都突破底线了。

这种情况下，劳动者确实没有选择，这家是996，那家也是996，甚至还有007，要不要去做？在这个条件下，你问一个工人说，你不能既要也要，你要么去上班做辛苦的工作，要么失业，你不能既要有工作又害怕辛苦，这个话就说得太过轻率了。

美国最近对贫富不均问题讨论很多，在1970和8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一个CEO的收入是雇员平均工资（注意不是最底层雇员的工资）的20倍到40倍，到2018年变成了360倍。

你想一想，CEO工资的占比这么巨大的扩张，然后要求一般雇员不要抱怨，要坚持996，不然我们就会去了竞争力，企业就要完蛋了，这能让人相信吗？

这种说法暗藏着一个前提，就是老板或高层的收入增长是不能改变的，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谈劳动者的工作时间。

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：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，劳动时间、睡眠保障、基本尊严是不能变的，把这些要求作为不可变的前提，再来谈其他的安排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
我说要让坏的option消失，不是说那些有合理分歧的选项，而是明确坏的选项，比如对劳动者健康的剥夺，基本睡眠的剥夺，基本尊严的剥夺，这些就是坏的东西。

读哲学能让人更幸福吗？

哲学未必让人幸福，但能让你成为更充分的人

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，疫情、美国大选等都加速了这种感觉。因为现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变量太多也太复杂了，很多人会感觉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活，就会感到非常挫折，感到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。

在这种不确定性中、失控感中，普通人的应对首先是去学习，把那些搞不清楚的影响因素尽可能去搞清楚，所以学习变成一个特别紧迫的需求，而且不只是学习你的专业，还要跨专业、跨领域地去学习。

有一种观点说，读哲学可以降低大多数人的烦恼，我从来不持这个观点。

哲学有一些帮助，比如在思维上的训练。哲学主要的作用是提出问题和澄清问题，会帮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前提和基础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我很难说哲学会让人幸福，我只能说哲学会使人变成一个更充分意义上的人。有些问题是永恒存在的，甚至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你可能获得一个自己的回答。

譬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幸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问题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答案，都是临时的，也是非常个人的。

但是经过思考，你是一个更充分的、更自觉的人类存在。所以哲学不保证幸福，但它让你成为一个更充分意义上的、更完整意义上的人。

在我的课程上提到过一个问题：人应该做一个“痛苦的苏格拉底”还是“快乐的小猪”？穆勒的回答是说，我宁愿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，也不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猪。

但也有人说，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猪，放弃作为人类内在禀赋的反思。因为哲学思考有可能让人更痛苦，所以干脆不去探索这些问题，所以我宁愿要浅薄的快乐，也不要这种深刻的痛苦。

但我认为，实际上并不只是存在这两个选项：深刻的痛苦以及肤浅的快乐。说不定你可以做一个“幸福的苏格拉底”，也很可能成为“痛苦的小猪”。而且真正深刻的生活，痛苦和幸福它们都是纠缠在一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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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由米未提供，部分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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